《諾丁山拿破崙》（The Napoleon of Notting Hill）設定在一個看似無聊、官僚化的未來倫敦：國王出於玩笑恢復中世紀式的地方紋章與城市自治，卻意外喚醒諾丁山（Notting Hill）的狂熱愛國者。小說用荒謬喜劇追問：人是否需要儀式、地方、旗幟和某種可笑但真誠的歸屬？
切斯特頓（Chesterton）在現代都市擴張、帝國政治與大眾民主之間寫作。他不像單純懷舊者，而是用玩笑測試現代生活失去想像力後會變得多貧乏。這本書與他的思想關係密切：小地方的尊嚴、普通人的奇蹟感、反中央化的活力，都在此成為小說形式。
現代可與泰瑞·普萊契（Terry Pratchett）的政治喜劇、柴納·米耶維（China Miéville）的城市寓言，或伊塔羅·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對城市與想像的書寫並讀。它讓「荒謬人生」變得有街區、有旗幟，也有一點危險的浪漫。
小說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把玩笑寫成會改變世界的力量。歐伯倫·昆恩（Auberon Quin）把國王職位當遊戲，隨意恢復地方自治與中世紀式儀式；但亞當·韋恩（Adam Wayne）卻把這套荒唐設定當真，於是喜劇突然長出信仰、戰爭與犧牲。切斯特頓在這裡問了一個非常現代的問題：如果公共生活完全失去象徵、地方感與共同想像，人是否會渴望某種看似可笑的激情？
放在「荒謬人生」的脈絡裡，這本書不像存在主義小說那樣凝視虛無，而是展示荒謬如何被人拿來創造歸屬。諾丁山的民族主義當然滑稽，甚至危險；但它也揭露現代城市的另一種貧乏：所有地方都被管理得一樣，所有人都被訓練得不要太認真。今天若從地方創生、城市認同、迷因政治或社群部落化角度閱讀，它會顯得格外新鮮。切斯特頓早就看見，玩笑一旦被相信，就可能變成制度，也可能變成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