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開場即是現代文學最著名的噩夢之一：Josef K. 被捕，卻不知道罪名。接下來的審判不是尋找真相，而是不斷擴張的程序、房間、文件與羞辱。小說真正可怕之處在於，它讓人感到自己必須辯護，卻永遠不知道該向誰、為何辯護。
卡夫卡受過法律教育，任職於保險機構，熟悉現代行政文書與制度語言；同時他的私人生活充滿家庭壓力、身體病痛與親密關係焦慮。《審判》把這些經驗轉化成一種普遍處境：現代人被召喚、被分類、被要求服從，卻無法觸及權力的理由。
它可與卡繆的《異鄉人》、保羅·奧斯特的身分迷宮，或當代關於演算法審核與不可申訴系統的故事並讀。這本書讓「荒謬」不再抽象，而是變成一封永遠看不懂的通知。
《審判》最令人不安的地方，是 Josef K. 並沒有被關進傳統意義上的監獄。他仍能上班、拜訪、談話、奔走，卻已經被一個無形案件接管人生。這種半自由狀態比直接囚禁更像現代處境：你可以行動，但每一步都在程序陰影下；你可以說話，但沒有人保證語言會被正確接收；你可以尋求協助，但協助者本身也屬於同一個迷宮。
放在策展裡，《審判》是「罪感沒有罪名」的代表。它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宗教罪感不同，卡夫卡的罪更像一種系統預設值：人醒來就已被登錄、被通知、被審視。這也是它能與今天的演算法風控、信用評分、平台封鎖、官僚申訴和職場績效審核互相映照的原因。小說沒有告訴我們 Josef K. 到底做錯什麼，因為重點不是罪行，而是當一個人被迫接受審判形式時，他會如何逐步內化審判。荒謬在這裡不是笑話，而是一種行政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