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施行，開啟了轉型正義理論實證法化的需求。本計畫即以促轉條例所揭示的自由民主憲政價值為基準，解析過去威權統治時期有哪些不法行為與結果。為了避免流於理論檢討，本計畫大量檢視了歷來的政治檔案，並區分成政府體制與憲法基本人權兩個方面，進行分析。亦即，以實質法治國原則在憲政上所強調之須兼具「形式合法性」與「實質合法性」，判斷威權時期政府體制及各種統治措施，是否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基本要求。希望能藉由檢討過去，避免重蹈覆轍，而能朝向更好的未來前進。
《促進台灣轉型正義其基礎理論規範之研究》是一項聚焦於台灣威權統治時期國家行為合法性評估與轉型正義理論實證法化的學術研究。本研究旨在釐清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國家公權力在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所造成的不法行為與損害，並透過建構系統性的法律理論框架，為台灣轉型正義工程提供實質法治國原則的理論基礎與規範基準。 研究的起點建構於對台灣特殊民主化歷史脈絡的觀察。台灣的轉型正義與西方幾波民主化浪潮（如德國等）的經驗並不相同。在國際轉型正義理論被實證法化之前，台灣司法部門的大法官已透過多項司法院解釋（如釋字第499號、第556號、第567號與第624號解釋），闡明並豐富了「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內涵，奠定了實質法治國的審查標準。隨著《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制定與施行，轉型正義理論正式進入實證法化階段。該條例第1條即明定以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基準，認定威權統治時期國家行為的概念範疇，同時涵蓋了「當時即非法」與「當時形式合法但於今實質不正當」兩種型態。 為避免研究流於純學理的檢討，本研究採用史學與法學跨領域的方法，大量檢視歷來的政治檔案，並將分析標的分為「政府體制」與「憲法基本人權」兩個維度。在政府體制方面，戰後台灣雖確立了民主法治的憲政架構，但因長期實施戒嚴與動員戡亂，凍結了憲法規範，實質上延續了以黨治國的訓政體制。中國國民黨政府將黨的權力滲透至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等五權及軍事體系，導致政黨與國家權力的界線模糊。在此體制下，戒嚴的目的從確保國家延續轉變為確保特定政權的延續，且戒嚴下的軍事審判程序亦未能符合自由民主憲政對司法權的要求，進而造成基本人權的重大侵害。 在具體個案與國家行為的評價上，研究區分了「形式法治國」與「實質法治國」的判斷標準。若國家行為根本違反當時有效施行的法律（例如在1960年雷震案中，總統蔣中正於軍事審判宣判前召集會議裁示刑期與覆判結果，粗暴干預審判，違反當時的《軍事審判法》），依形式法治國理念即構成「司法不法」。然而，若國家行為在威權體制下符合當時形式上的法律與有權解釋，則必須進一步接受實質法治國原則的檢核；若其嚴重侵害基本人權、牴觸憲法精神，即屬「不法之法」或「不正義之法」，在實質法治國精神下，實質正義之價值應高於法安定性。 本研究的核心結論與論證歸結於建立一套屬於台灣經驗的轉型正義基礎理論與實踐路徑。轉型正義的實踐必須建立在誠實面對歷史真相的基礎上，藉由真相調查理解歷史情境以促進和解；在法治層面上，則須經由具備溯及既往裁量權力的立法院進行轉型正義立法，再授權促轉會與法院平復司法不法，以符合權力分立原則。研究強調，檢討過去威權政府違反法治國原則與侵害人權的不法行為，並非為了以今非古，而是為了確立自由民主憲政價值，鞏固民主法治體制，防止政府未來重蹈覆轍。雖然目前受限於政治檔案開放程度與取得困難，理論建構仍屬框架性與原則性的初步論證，但已為台灣轉型正義工程奠定了周全的學理基礎。
對雷案審判與指導以及判決理由書，皆予悉心注意指正，或比起起訴書為妥也。促進台灣轉型正義其基礎理論規範之研究 雷震案政治介入段落. 揭露威權統治者直接干預司法審判的真實心態，極具歷史現場感與衝擊力，展現體制掌控者將法律視為政治工具的本質。
審閱雷案判決書甲乙丙三稿，十一時召集辭修、岳軍、冠生、趙琛、鳳翔等研討判決書二小時最後決定用（乙）種，避免引用意圖顛覆罪之法條而仍處以10 年徒刑。促進台灣轉型正義其基礎理論規範之研究 雷震案裁判方案研討段落. 具體呈現威權體制下「先判後審」的運作細節，將國家最高領導人裁量刑期與罪名的過程赤裸呈遞，凸顯司法獨立受踐踏的核心主題。
值國家發生重大變故，事實上不能依法辦理次屆選舉促進台灣轉型正義其基礎理論規範之研究 釋字第31號解釋分析段落. 展現司法機關在威權體制下的消極退縮，此句標誌著「萬年國會」的形成，是理解台灣憲政發展與司法不法演變的關鍵轉折。
本研究為學術性非虛構著作，專題聚焦於台灣轉型正義的基礎理論建構。在現有的章節內容與文獻引用中，作者姓名並未直接標示於內文頂端，但從內文引用的法規如2017年公布的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以及參考文獻包含2019年的最新學術出版品來看，本著作的成書與發表年代約落在2017年至2019年間。本書結合了法學理論與歷史檔案分析，為台灣民主化後的轉型正義提供扎實的規範基礎。
簡單來說，這本書在探討過去威權政府用法律的名義傷害人民時，民主時代的我們該如何用法律把正義拿回來。書中說明，過去政府雖然表面上有法律或戒嚴令，但很多做法根本違反了憲法精神，甚至是國家領導人自己插手干預審判。研究告訴我們，不能因為過去寫在法條上就當作沒問題，民主社會必須用實質的正義標準來檢討過去的錯誤，並透過立法院立法與法院判決來幫受害者平反，確保政府未來不敢再重蹈覆轍。
本書對此提出了非常關鍵的法學區分。如果威權政府當時連自己訂的法律都違反，例如總統在審判前就直接下令決定刑期，這在形式上就是違法，屬於司法不法。但如果政府是透過表面上合法的惡法來壓迫人民，本書指出，在民主時代必須採用實質法治國原則，也就是說，嚴重侵害基本人權的法律即便形式上存在，本質上也是不正義之法，實質的正義價值必須高於維持虛假法安定性的需求。
雷震案在本書中是說明司法不法非常具體的實證案例。研究透過調閱歷史檔案與總統日記發現，1960年雷震被逮捕後，蔣中正總統在軍事法庭還沒宣判前，就在總統府召集會議裁示刑期不得少於10年，甚至親自審核修改判決書稿與指示覆判結果。這些行為直接違反了當時有效的軍事審判法，本書以此證明威權統治者如何粗暴破壞司法獨立，並為現代轉型正義認定司法不法提供了客觀的歷史證據。
本書指出，台灣的轉型正義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就是大法官比立法院更早開始運作。在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制定前，大法官就透過釋字第499號確立了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是不能被侵犯的最高基準。隨後的釋字第556號、第567號與第624號，更是陸續糾正了過去思想管訓、舉證責任不對等以及軍事審判受害者無法獲得賠償等不合理制度，在法理上為後續的轉型正義立法奠定了堅實基礎。
若想深入了解本研究如何系統性整合形式法治國與實質法治國理論，以及立法院、促轉會與法院在平復不法行為中的具體權責分配，完整的學理推導、歷史檔案引用與法條適用細節，均完整收錄於本書的本文之中。讀者可在本頁面直接閱讀全文，從導論至最終結論，完整掌握台灣轉型正義法學構想的全貌。 CHARACTERS: 蔣中正｜中華民國當時的總統，在雷震案與暴動案等政治性案件中，於審判前親自召集會議裁示刑期、修改判決書並主導覆判程序，在本書論證中作為國家公權力超越法律規範、干預司法獨立的代表人物。 雷震｜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因籌組反對黨與言論涉案遭逮捕並送軍事審判，在本書論證中作為威權體制下政治結社權與言論自由受嚴重侵害的具體受害個案。 胡適｜當時的知名學者，於雷震案判決後返台與蔣中正面會並提出應允許反對黨成立的建言，在本書論證中代表當時知識分子嘗試進行體制內溝通但未能改變黨禁政策的歷史位置。 高玉樹｜當時的台籍政治人物，在胡適與蔣中正的對話中被提及，在本書論證中作為國民黨體制外潛在政治力量的代表範例。 李萬居｜當時的自由中國雜誌社成員與政治人物，在胡適與蔣中正的對話中被提及，在本書論證中作為爭取民主政治與組黨運動的核心參與者。 殷敬文｜警備總部軍事檢察官，依叛亂罪嫌起訴雷震等人，在本書論證中執行威權當局交辦事項，作為當時軍事司法追訴體系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