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卡·王爾德的《不可兒戲：給正經人的輕佻喜劇》是一部於1895年首演的傑出滑稽喜劇。劇本圍繞著兩位單身漢傑克·沃辛和阿爾傑農·蒙克利夫展開，他們兩人都捏造了一個名為「鄂奈斯特」的虛構病弱兄弟，以此作為逃避社會義務、追求浪漫對象的藉口。傑克利用「鄂奈斯特」的身分在城裡追求關多琳·費法斯，而阿爾傑農則冒用「鄂奈斯特」的名義前往鄉下拜訪傑克的監護人賽西莉·卡德尤。他們精心策劃的騙局引發了一系列令人捧腹的誤解和身份錯亂。王爾德的這部傑作以其閃耀的智慧、巧妙的文字遊戲以及對維多利亞時代社會慣例（特別是婚姻制度、道德觀和上流社會）的尖銳諷刺而聞名。透過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如強勢的布拉克內爾夫人，該劇精湛地探討了身份、膚淺以及上流社會固有的荒謬性，同時戲仿了當時的戲劇慣例。
閱讀難易度評分：77.9（7年級程度）。相當容易閱讀。
《不可兒戲》（La importancia de llamarse Ernesto）講述了一段因雙重身份與荒謬誤會而展開的英式機智喜劇。故事圍繞著兩位位處上流社會的年輕紳士，約翰·傑克·沃辛（John "Jack" Worthing）與阿爾傑農·蒙克里夫（Algernon Moncrieff）展開。 傑克是一位住在鄉間的紳士，身兼年輕女孩西西莉·卡德尤（Cecily Cardew）的監護人。為了逃避嚴肅的監護責任並能自由前往倫敦享受社交生活，傑克捏造了一個名叫「歐尼斯特」（Ernest）的放蕩弟弟。每當他想去倫敦，便聲稱要處理弟弟惹出的麻煩；而在倫敦時，他就直接化名為歐尼斯特。傑克在倫敦愛上了阿爾傑農的表妹格溫多琳·費爾法克斯（Gwendolen Fairfax），並向她求婚。格溫多琳欣然接受，但理由卻十分奇特：她從小就夢想著要嫁給一個名叫「歐尼斯特」的男子，認為這個名字代表了絕對的真誠與完美。 與此同時，阿爾傑農無意中發現了傑克的秘密。阿爾傑農自己也有一個類似的藉口，他創造了一位名叫「邦伯里」（Bunbury）的虛構病友，每當想逃避無聊的家庭聚會或社交義務時，就宣稱要去鄉下探望邦伯里。阿爾傑農稱這種行為為「邦伯里主義」（Bunburyism）。在得知傑克的鄉下大宅裡有一位美麗且富有幻想色彩的受監護人西西莉後，阿爾傑農決定親自前往鄉間，並假冒成傑克那位惡名昭彰的弟弟「歐尼斯特」。 故事轉移到鄉下大宅。西西莉在家庭教師普里姆小姐（Miss Prism）的指導下學習，同時對傳聞中那位叛逆的「歐尼斯特叔叔」充滿幻想，甚至在日記中編造了兩人早已墜入愛河的浪漫情節。阿爾傑農化名歐尼斯特抵達後，憑藉機智與風度迅速征服了西西莉。不久後，傑克穿著喪服回到家中，準備向大家宣佈「弟弟歐尼斯特已在巴黎驟逝」，以徹底結束這個謊言，卻驚訝地發現阿爾傑農正活生生地以「歐尼斯特」的身份坐在家裡。 衝突在格溫多琳突然造訪時達到高潮。格溫多琳與西西莉在花園相遇，兩人相談甚歡，卻在談及婚約時驚覺雙方都聲稱自己訂婚的對象叫做「歐尼斯特」。一場精緻而含蓄的上流社會爭吵隨之爆發。當傑克與阿爾傑農同時出現時，這場雙重騙局終於被揭穿，兩位女性發現自己都被虛構的名字所愚弄，憤而離去。為了重新贏得心上人的芳心，傑克與阿爾傑農各自去找查蘇布林牧師（Rev. Canon Chasuble），請求盡快為他們進行洗禮，將名字正式改為「歐尼斯特」。 隨後，格溫多琳嚴厲的母親布萊克內爾夫人（Lady Bracknell）追尋女兒來到鄉下。她審查了西西莉的身世背景與龐大遺產後，立刻同意了阿爾傑農與西西莉的婚事。然而，傑克作為西西莉的監護人，以布萊克內爾夫人不同意自己與格溫多琳的婚事為由，拒絕批准這樁婚約。布萊克內爾夫人先前曾因傑克無法交代家族背景而拒絕他，傑克嬰兒時被遺棄在維多利亞車站的一個皮包裡，由老卡德尤先生收養。 當普里姆小姐出現時，僵局出現了轉機。布萊克內爾夫人認出普里姆小姐曾是她妹妹家的保姆。在審問下，普里姆小姐承認在二十八年前，她因一時疏忽，將一部自己寫的小說手稿放進了嬰兒車，而將照顧的男嬰錯放進一個黑色皮包中，並誤留在維多利亞車站。傑克隨後搬出那個保存至今的皮包，證實自己就是當年被遺失的嬰兒。 布萊克內爾夫人隨即揭示了傑克的真實身份：他其實是阿爾傑農的親哥哥，亦即布萊克內爾夫人的外甥。為了查明傑克出生時的真實名字，眾人翻閱了陸軍名冊，發現傑克遺留父親的名字確實叫做「歐尼斯特」。傑克驚喜地發現，自己一生中雖然一直在說謊，但無意間說的卻全是事實，他不僅真的有個弟弟，而且他的真實姓名自始至終就是格溫多琳夢寐以求的「歐尼斯特」。最終，兩對新人相擁解開誤會，普里姆小姐與查蘇布林牧師也展露情愫，全劇在關於真誠與名字的荒謬喜劇氛圍中圓滿落幕。
真理很少是純粹的，而且絕不簡單。如果真理既純粹又簡單，現代生活將會變得極其枯燥，而現代文學更是根本不可能存在！原文: The truth is rarely pure and never simple. Modern life would be very tedious if it were either, and modern literature a complete impossibility!不可兒戲：給正經人的輕佻喜劇 Act I. 此句為全劇最著名的反諷金句，展現了阿爾傑農極具個人特色的唯美主義與機智幽默，同時也直接奠定了本劇對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虛偽性進行嘲諷的主題核心。
這位詹姆斯或托馬斯·卡迪尤先生，究竟是在什麼地方無意間發現這個普通手提包的？原文: In what locality did this Mr. James, or Thomas, Cardew come across this ordinary hand-bag?不可兒戲：給正經人的輕佻喜劇 Act I. 這段對話充分暴露了上流社會將門第與階級凌駕於個人品德之上的荒謬價值觀，班克奈爾夫人將「生於手提包」與「法國大革命」相提並論的誇張聯想，帶來極強的喜劇效果與諷刺力度。
如果你不是，那你無疑是以一種極不可原諒的方式在欺騙我們所有人。我希望你沒有一直在過著雙重生活，假裝自己很壞，實際上卻一直非常善良。那可真是偽善。原文: If you are not, then you have certainly been deceiving us all in a very inexcusable manner. I hope you have not been leading a double life, pretending to be wicked and being really good all the time. That would be hypocrisy.不可兒戲：給正經人的輕佻喜劇 Act II. 西西莉顛覆了傳統道德中「裝好人才是偽善」的認知，反過來認為「裝壞人其實是好人」才是偽善，這種奇特的邏輯顛倒完美展現了王爾德對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規範的精妙解構。
葛溫德琳，對一個男人來說，突然發現自己一輩子說的竟全都是實話，實在是一件太可怕的事了。你能原諒我嗎？原文: Gwendolen, it is a terrible thing for a man to find out suddenly that all his life he has been speaking nothing but the truth. Can you forgive me?不可兒戲：給正經人的輕佻喜劇 Act III. 這是全劇最絕妙的結尾反轉，將「誠實」視為一種需要被原諒的「可怕錯誤」，巧妙呼應了劇名《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將虛構與現實、謊言與真理的荒謬諷刺推向了最高峰。
《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是由十九世紀著名的愛爾蘭劇作家、詩人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所創作。這部喜劇作品創作於維多利亞時代晚期，並於1895年在倫敦著名的聖詹姆斯劇院首次公開首演。當時王爾德正處於其文學創作生涯的頂峰，這部劇作是他最後一部劇作作品，也是其劇作生涯中最受推崇的代表作。劇中精采地融入了王爾德招牌的唯美主義風骨與對世俗習俗的幽默諷刺，至今仍是古典戲劇舞台上演出頻率極高的經典作品。
簡單來說，這是一個「為了偷溜出去玩而編造假身份，結果大家都信以為真並鬧出大笑話」的故事。主角傑克跟好友阿爾傑農兩個人，為了逃避生活中的無聊責任與家庭束縛，各自在外面編造了一個虛構的身分與朋友。沒想到他們喜歡上的女生，都堅持「只嫁給名叫歐尼斯特的完美男人」。當兩個男人都硬著頭皮冒充這個名字時，兩位女主角見面聊起來，發現兩人居然訂婚給「同一個男人」，隨後引爆一連串荒繆又爆笑的修羅場與身世解密。
當所有謊言被揭穿、兩對戀人的婚事陷入死局時，一個二十八年前被遺忘在火車站的黑色皮包，以及一位目擊真相的保姆，成為解開身世謎團的關鍵。究竟傑克的真實身分為何？他又是否真的辜負了「歐尼斯特」這個名字？所有的荒謬巧合與驚人逆轉，都將在最後的對峙中完美交織。答案就在原著的最後幾頁，請親自翻開這部作品一探究竟。
在劇中，「邦伯里主義」是阿爾傑農提出的獨創術語，指的是一種為了逃避無聊的社交義務、家庭聚會或道德責任，而故意創造一個虛構人物作為藉口的生活策略。阿爾傑農宣稱自己有一位名為「邦伯里」且常年患病的虛構好友，每當他不想參加討厭的晚宴時，就可以聲稱邦伯里病情惡化而必須立刻去鄉下探望他。這個詞彙精闢地體現了王爾德對當時社會大眾為了維持禮貌面具而必須說謊的深刻諷刺。
在劇中，格溫多琳與西西莉都對「歐尼斯特」這個名字抱持著一種近乎狂熱的崇拜。因為在英文中，「Ernest」與代表真誠、誠懇的形容詞「Earnest」發音完全相同。她們認為擁有這個名字的男人必然具備高尚的品格與絕對的真誠，甚至覺得這個名字本身就帶有一種神秘的浪漫吸引力。這種對名字的執著，諷刺了當時上流社會只看重外在符號、名稱與形式，卻完全忽略一個人內在真實性格與行為的虛榮心態。
這部作品的核心意思在於用極其輕快諷刺的手法，拆穿維多利亞時代道德至上的假面具。王爾德透過讓滿口謊言的主角們在最後獲得圓滿，顛覆了傳統道德劇「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公式。讀者在閱讀這部作品時，最能體會到的心得是「越嚴肅看待的事情往往越荒謬，而看似玩世不恭的態度反而揭露了真實」。這是一首對形式主義與假道學的幽默反叛，告訴我們在充滿規範的世界裡，學會保持機智與不盲從才是真正的生活智慧。